深夜的实验室，显微镜下的细胞正在经历一场“非正常死亡”——它们肿胀、破裂，内容物四溅。按照当时所有教科书的标准答案，这是意外，是失控，是细胞被外力扼杀的“横死”。但在袁钧瑛眼里，那些碎片仿佛暗藏着一套无人破译的密码。她笃定地认为：死亡有自己的剧本。三十多年后，正是这份“不信命”的固执，为全世界数亿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凿开了一道微光。
今天，国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、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钧瑛因“阐明不同形式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分子通路，该通路调控多种生理功能和疾病发病机制”，获得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“生命科学或医学奖”。
新华社照片，上海，2026年7月6日在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拍摄的袁钧瑛院士（前）和学生。 新华社记者 陈朔 摄
时针拨回1976年，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棉纺厂工人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她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。1982年，她成为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首届博士生，只身飞往哈佛。导师亲自去车站接她，开车送到宿舍，还贴心地备了水果和蔬菜沙拉。导师走后，她盯着那盘生菜叶子犯愁——“美国人怎么跟兔子一样？”又不敢独自出门觅食，硬是靠着水果撑了三天。直到第三晚，她鼓起勇气跑到电话亭，拨通妈妈给的联络号码，对方一句“你吃了吗？”让她的眼泪瞬间决了堤。那个年代，一个中国姑娘的科研之路，就是从这份生涩与孤独里长出来的。
在哈佛神经生物学系，她发现了一个扎眼的空白：所有人都在追问细胞如何生存、分裂，却几乎没人问细胞为何死亡。由于没有专门研究细胞死亡的实验室，她辗转来到麻省理工学院，拜在罗伯特·霍维茨门下。初入实验室，她埋头摸索半年，竟发现实验方向完全跑偏。同行替她惋惜，她却摆摆手：“错了就错了，没关系，我喜欢科研的这个过程。”
沉下心反复试错后，1989年，袁钧瑛成功发现全球首个调控细胞死亡的线虫基因。后来，霍维茨因凋亡研究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，业内皆知那个奠基性的发现出自袁钧瑛之手。有人替她不平，她却淡淡一笑，从未争辩过半句。
32岁那年，她在哈佛建起独立实验室，开始跟教科书上的定论叫板。当时学界公认“细胞坏死”是不可控的意外，她偏不信，硬是从看似无序的坏死过程里，揪出一套精密的调控通路。2005年，她首次提出“程序性坏死”（Necroptosis）概念，并亲手造出这个英文单词，把新机制写进了学术词典。如今，全球二十多家药企正围绕这个靶点研发新药，瞄准阿尔茨海默病、渐冻症等令人绝望的顽疾。
新华社照片，上海，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·创澜湾的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。 新华社记者 陈朔 摄
2020年，已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袁钧瑛辞去哈佛终身教职，回到上海，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。她把“论文不能只写在期刊上，更要用在病人身上”当成口头禅。在张江那栋小楼里，她力主推行“长周期支持”机制，给年轻人五到十年去啃硬骨头；让生物学家、化学家、AI专家坐在同一张圆桌前，用各自的“方言”对准同一个靶点……
有人问她科研是什么滋味，她答得朴素：“像修行，不会很开心，也不能很痛苦，贵在坚持。”
从棉纺厂女工到世界顶尖科学家配资好评配资门户，从追问“细胞为何死亡”到为“困在时间里的人”寻找那枚暂停键——袁钧瑛用四十多年的光阴，在生与死的边界上，写下一份关于坚守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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